此外，《环境宪章》第3条、第4条和第7条中也存在关于协助修复环境损害的义务和关于环境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规定，要求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条件或范围内行使，由此也扩大了环境立法的权限。
行政法的内部价值体系构成整个行政法体系的基础，对行政法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发挥价值支撑和方向指引作用。而作为通则性的行政基本法典则能以其跨越时空的动态应变机制，来平衡上述紧张关系，实现体系性与灵活性的相辅相成。
但这种形式强行把部门行政法的内容全部放在行政法典体系的框架内，反而减弱了体系的射程和效能。新时代的行政基本法典需始终保持内在价值体系的开放性，迎接现代行政法面临的新挑战，融入数字技术赋能行政活动的自动化、风险时代行政任务的不确定性、社会系统分化催生行政目标的复杂性等时代元素。行政法律规范遍布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尤其是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行政法治越来越强调功能整合。行政法的核心理念在于保权与控权，既要保障行政权力有效运行，又要控制行政权力不当滥用。譬如《行政强制法》和《行政许可法》的第4条都规定了职权法定原则，《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的第5条都规定了公正、公开原则。
通则型行政法典，则是一个浓缩版的基本法典，是对行政法实体与程序内容的高度抽象化建构，完全契合行政基本法典之名和实。诚信原则是政府公信力的体现，要求行政机关行使权力，应当遵守诚信，恪守承诺，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撤回、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就此，可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指导性意见，就区域合作中的各方地位、权利义务关系、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机制和监督评价机制等问题作出适当说明，从而明确有关部门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职责，明确地方政府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责任和义务。
[20]邓小平：《军队整顿的任务》，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例如，对于地方开展的协同立法活动，有学者认为：它与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体制以及现行的立法体制，都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例如，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4条，可以将县级政府部门的处罚权交由乡镇或者街道办事处行使，但其形式要求是由省一级作出决定。从机关运行的角度来说，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实际上是根据区域合作任务的需要而对党政机关资源的分配。
松散型的代表是联席会议、论坛、会商、对话会等。就国务院来说，制发区域发展规划纲要，可以归属于其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方面的职权。
基于此，我们需要回应，如何通过行政[2]体系的内部规则来消弭各种潜在矛盾，解决合作中的信任、效率、平等、互利问题，形成激励相容的共同意志。进而，区域合作机构不能仅是临时性或者附属性的，而应当体现组织法上的确定性，可以将其明确规定在行政法规和党内法规中，[12]并为其制定三定方案。以内部文件授权的，是否应当公开？实践中，党政机关公文大多是不公开的，且很多带有密级，公开发布的文件不过是浩瀚文海的一小部分。协同立法的核心在于合作，协同工作机制的实质就是合作机制。
只有在区域合作事项具有长期性、常态化以及多元性的前提下，设立固定机构才是合理的。[10]习近平：《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稿和方案稿的说明》，载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页以下。由此，如果设立固定性的区域合作机构，就必须避免与现有机构叠床架屋，必须具有专门的业务领域，且现有机构基本无法胜任行政任务的需要。涉及管辖权移转的，应当遵循职权法定原则，必须采用法律形式。
三是日常工作指标，特别是地方落实协调发展政策的实际情况、政务服务事项区域内合作办理情况、行政执法标准的协调统一情况、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情况等关键制度实施情况。如果区域协调发展涉及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的调整适用，应当由有权机关按照法定程序予以授权，或者及时修改相关条款。
无论地理相连与否，采行哪些方式，区域协调发展都要求参与其中的各地方和部门建立合作关系和运行合作机制。二是提供区域协调发展的优惠政策。
因此，发展规划纲要不宜认定为立法，但它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属于党和国家的政策，能够成为地方获得相关合作权力的政策依据。松散型合作组织具有机动性强的优势，但也有协调度不足的问题。[10]在国家法学理上，这是功能适当原则的典型体现，追求的是此种机构能够合法且有准备地做出有效率的决定。[36]当然，基于党政体系的内部交往规则，此种违约情形未必实际出现，但是在合作机制中明确该种责任规则，有助于合作各方提升对协调发展行为的重视程度和推动力度，亦有助于上级机关建立基于规则的领导、监督和协调模式。在科层制的等级结构下，区域合作机制的首要问题在于机构与人员。[15]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工作对象和范围，区域合作机构合署办公的恰当对象是地方政府的发改部门或其内设机构。
来自社会主体的外界评价也许未必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能够引起外界的积极关注和参与，而他们正是区域协调发展所倚赖的重要力量。自设机构即合作各方自行在其党政机关体系中设立专职合作机构，这不同于指派某一既有机构分担合作协调职能，因为后者是所有党政机关在开展对外交往时都必须具备的基本职能。
[5]叶必丰：《跨行政区联合应急制度的实施状况分析》，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1期。其次，就信息公开制度来说，此类文件属于政府信息并且应予公开。
尽管在一般意义上，省级内部的地方间合作无需报经中央同意，但是基于对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尊重和维护，中央明确各级地方概括性的协调发展合作权是有必要的。同时，运用组织领导、重点任务落实、日常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各方互评以及社会评价等指标开展考核评价，并以考核结果作为奖惩依据。
由于区域协调发展所具有的事务复杂、现实情况变动频繁等原因，应当根据实际采用立法或者其他适宜的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在授权主体方面，如何认识各级人大的角色？如果授权涉及法律或者地方性法规调整适用的，则必须由合作各方的共同上一级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决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该地方辖区内的重要事务经由民主讨论、广泛发表意见后，行政首长具有最后决策权，并对此全面负责。为保证合作各方的预期，有必要以书面形式确定定期开展磋商、会议、互访、考核等工作机制，并鼓励各方随时提出合作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抓改革的关键，要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来抓，不仅亲自抓、带头干，还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做到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扑下身子，狠抓落实。一般来说，那些明显构成过错的情形才有问责的必要，比如，不能有效解决邻避效应、不能打通断头路等问题。
在形式上，此类文件与通常立法所采用的章节条款形式有明显差异。合作的前提是分工，合作的实质是新的分工。
为提升合作的效力，内部规则应当以某种形式得以体系化的呈现。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原理认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采用松散型还是固定型的机构，其主要考量是结果主义的标准，即从实际运行效果上看，在合乎法治一般原则和框架的前提下，究竟何种形式的机构更有助于行政任务的达成。[11]松散型合作只是机动性、偶然性的交流，而紧密型合作需要固定机构承担日常事务。[26]行政管辖权的横向移转的法定化程度应当不低于纵向移转。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面就会跟着来、照着做。
（二）启动规则 区域合作的启动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合作机制建立之前，如何发起建立区域内的合作机制。开展考评的有权机关亦是责任的认定机关。
[19]按照社会学的信号理论，党政负责人是不是亲自出席有关合作活动，是不是亲自部署、直接过问，表明了相关工作的重要程度，外界也会因此获得一个信号，从而衡量其如何参与。第三方机构的中立性、属地回避的陌生感、纪律约束与社会监督能有效地产生对地方反评估的抑制力，消解地方政府反评估策略。
根据《宪法》第3条第4款，地方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前提是中央统一领导。上级在其职权范围内，可以为合作各方提供产业、生态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和政策支持，允许有关指标由合作各方自主决定使用，包括可以在合作的区域内调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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